麦坪四千年前的“大型中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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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鸟儿啾啾飞过，麦坪阳光毫无遮拦地照射在河边，千年前河水奔腾。大型风起，中心吹动着河边的城市白色芦苇。
　　河中有一艘独木小船，麦坪有人撒网捕鱼；河边，千年前成片的大型庄稼地，即将丰收；沿河的中心高山上，传来“呜呜”的城市吼叫，那是麦坪猎手捕获猎物后的喜悦歌声……从成排的房屋中间，走来一群人，千年前这些人穿着由动物皮毛简单制成的大型衣服。男人们满脸胡须，中心人人都留着一头长发……
　　这不是城市现代的乡村风情，而是史前大渡河中游“大型中心城市”的风貌。
　　这个地方，现在叫做麦坪，位于四川省雅安市汉源县。
　　超越想像的史前文明
　　走过新建的大树大桥，朝大树旧集镇前行，有着大量的史前遗址——狮子山遗址、龙王庙遗址、大地头遗址、麦坪遗址、金钟山遗址、摆鱼遗址、姜家屋基遗址……
　　这些遗址贯穿时间长，最早可以追溯到4000年至4500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
　　“这里是大渡河中上游最为平坦的河谷地带之一，土地肥沃，位于交通要冲，翻越北面的大相岭可以到成都平原，翻越小相岭可到西昌，往西是青藏高原，往东则是长江、中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瀑电考古队领队刘化石说，“因为区位优势，古人选择在这里生存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在挖掘中，出土的大量遗址和文物还是让考古工作者们感到惊奇和兴奋，“完全超出了想像”。
　　考古工作者仅在麦坪遗址就发现新石器时期房屋基址200多座，还有部分墓葬、窑址等。
　　房址可分两大类。一类为干栏式建筑，平面呈圆形、长方形或近方形。另一类房址有墙体基槽，墙基内大多有圆形柱洞，为木骨泥墙式建筑；部分房基内未见柱洞，但残存有垒筑的墙体。这类房址多为方形或长方形，室内多有圆形灶，多座房址的北部发现有门道。许多房址的门朝向一致，北部墙体处在同一直线上，有明显的组群关系。
　　“这是最早的街道雏形。更重要的是，麦坪遗址已经形成了聚落地的功能分区。”刘化石说，“从遗址来看，其生活区、工作区、墓葬区、工业区区分明显。就房屋来说，已经发现有些房址有几个房间，呈单元组合结构，类似于现在的套二、套三房屋。这种新石器时代的单元组织结构的房址，在川内是首次发现，在全国也很罕见。”
　　“位于汉源县大树镇的遗址呈连续分布状，相互均有联系，出土文物有一致性，其中麦坪遗址规模最大。”刘化石说：“我们可以推测，4000多年以前，这里应该是一个以麦坪为中心的较大人群聚落地。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一个‘特大型中心城市’。”
　　由此，可以认定4000多年前，甚至更远的时候，汉源人类文明发达程度超出了现代人的想像。
　　
　　浓缩五千年历史的遗址群
　　就在数千年前的麦坪，一群无名无姓的人虔诚地埋葬了他们深爱的人。
　　他们用石块堆砌成棺材，棺材的周围摆放着他生前使用的器皿。对于当时的人而言，死亡并不意味着结束，而是死者开始另一种生活，因此，生活的用品、工具是必须带上的。
　　几千年后，这些器皿、工具成为现代人还原他们生活的一种佐证。
　　此次考古中发现的石棺葬，其开口地层属新石器时代晚期早段，是目前四川地区发现最早的石棺葬，这为研究这种葬式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材料，也为研究大渡河流域早期先民的种族、葬俗等提供了新线索。
　　麦坪遗址出土遗物主要为石器和陶器。石器较为丰富，磨制石器以锛、刀、凿、网坠的数量最多，另有钺、双端刃器、锥、饼、球、斧、研磨器、饰品等。从出土的石器可以推断，当年麦坪的农业已经较发达。但当年的人种植哪种农作物，尚无结论。不过，伴有农作物残留的泥土已经被送往科研机构化验分析，很快就会有结果。
　　通过对出土的大量陶片进行复原，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专家发现，当年麦坪的陶冶工艺十分发达，陶罐、陶钵、圈足器、平底器、圜底器，器类虽然不多，器身纹饰却非常丰富和精美。
　　刘化石说，麦坪遗址内还有成片的烧制陶器的遗址，这是当年的“工业区”。
　　而网坠、鱼骨等文物的出现，证明当时捕鱼是重要的生活方式；箭头、烧烤过的动物骸骨则证明狩猎也是当时重要的食物来源。可以想像，那时的大渡河沿岸平坝对人类来说是相对完美的生存环境。这里不仅没有饥荒，甚至可以说是“丰衣足食”。
　　于是，在漫长的历史中，始终有人类生活于此。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大渡河中游各时期遗址纷纷呈现出来。大渡河中游遗址考古工作“遍地开花”，涵盖了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晚期、商周、战国、汉、南北朝和唐宋等时期。
　　5000年的人类文明史在这里浓缩。
　　
　　他们从哪儿来到哪儿去
　　那么，4000多年前生活在麦坪的人类，又是从哪儿来的呢？
　　这个问题没有答案。
　　麦坪遗址离旧石器时代的富林文化遗址不过10多公里。那么，麦坪遗址生活的人类是否是富林文化的延续呢？
　　“富林文化属于旧石器时代，年代在10000至12000年以前；麦坪遗址属于新石器晚期，年代在4000年至4500年前之间。中间有5000多年的缺口。”刘化石说：“但在麦坪遗址发现的少部分石器中，与富林文化特有的小石器有些相似的特征。比如，它们都是用两块石头相互压制而成。但由于缺少更多的证据论证，麦坪遗址是否是富林文化的延续，很难得出结论。”
　　那么，生活在麦坪的新石器时代的人类，是不是从其他地方迁徙来的呢？
　　“从汉源周围的同时期遗址来看，大渡河中游考古文化，既不同于成都平原考古文化，也不同于岷江上游的考古文化。初步看来，这是一支单独发展的文化，它没在任何地方出现过。”刘化石说，“大渡河中游考古文化周围仅有西昌的安宁河遗址与之有联系，其出土的陶罐，纹理相似。但安宁河遗址晚于麦坪遗址，我们只能推测，安宁河遗址的文化有可能是从麦坪过去的。”
　　麦坪古人类的来历，现在仍是一个谜。
　　麦坪遗址不仅仅是一个新石器时期遗址，曾有一段时期它一直处于不间断的发展和繁荣之中。
　　从出土文物来看，麦坪遗址的文化应存时于4500年至2500年以前，3000年以前是它的一个繁荣时期。这时候，麦坪文化已经开始受到蜀文化的影响，但还保持着自己的独一性。在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这里出土的墓葬，已经具有少数民族风格了。而汉代以后，出现的墓葬则是以汉文化特性为主。
　　曾经的麦坪文化消失了。这又是一个谜。
　　
　　通途促生文化交融
　　文明的瓦解并非来自某一单纯因素，也许，漫长而韧劲十足的文化交融是一个原因。文化交融带来的，也并不是替代或消灭的关系，一种新的文化也会因此而生。
　　大渡河中游的新石器时代遗存以汉源谷地大树镇龙塘山北麓的遗址群为中心，是四川盆地除川东峡江地区、岷江上游、成都平原之外，史前遗址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川西平原地处四川盆地的腹心地带，也是盆地考古学文化的集中地和发散地，以三星堆文化为核心的蜀文化盛极一时，而对其渊源即该区域史前考古学文化面貌（也称早蜀或先蜀文化）的认识和探索一直是四川考古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在麦坪发掘的商周文物中，有陶器。“陶器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小平底罐、高柄豆、尖底罐等器物，明显受到成都平原蜀文化因素的强烈影响；另一类为侈口罐、桶形器、缸等器物，这应该是大渡河流域的一种土著文化。”刘化石说，而桃坪遗址祭祀坑中，出土了各类商代陶器残片数百片，绝大部分陶器与三星堆文化中期相同或相似。这证明蜀文化的影响在商代已达大渡河中游。
　　大渡河中游考古发掘的重要性在于，发现了这里曾是文化的交汇点，是文化的走廊。历史上的各种文化、各个时期的文化，在这里形成了东西南北“米”字形的交汇区。
　　在远古时代，文化的交融离不开道路的畅通。
　　在中国的远古时代，南丝绸之路曾经是中国南部最繁盛的一条商道，绵延在西南广阔的崇山峻岭和滔滔的河水之间，水陆相连。大渡河中游地区是古代南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也是历史上黄河上游甘肃、青海地区经川西高原南下，进入云贵地区的文化走廊、民族走廊，因而在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等诸学科领域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
　　与三星堆文化中期相同或相似文物的出土，则可证实南丝绸之路的形成时间。现在，三星堆出土的金杖、金面罩、青铜人像等具有明显的近东文化风格，可以从美索不达米亚和古代埃及出土文物中找到踪迹。
　　很多四川学者坚持古蜀经过南方丝绸之路与近东发生联系的观点。如果真实，那么大渡河中游的群落将是一个重要的节点。他们认为，从文化的发展方向看，大渡河中游的考古发掘，向人们揭示了三星堆文明的来源和去向，可以说，大渡河中游文明是三星堆文明的重要来源，同时，三星堆文明、巴蜀文明又通过这里得到传播和弘扬。
　　已经有专家预测，等到整个野外考古发掘结束后，大渡河中游定能重现南丝绸之路昔日的辉煌。
　　
　　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一个遗址被定名为“文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必须要有独特性、独一性，同时，还要有非常重要的文化面貌。
　　现在四川被定名为“文化”的遗址，不过三星堆文化、富林文化等寥寥几个。
　　“从现在的考古发现来说，以麦坪为中心的遗址群落被定名为‘文化’只不过是迟早的事。”刘化石说，“这次发掘很多随葬器物及放置方式属于首次发现，对于全面揭示，以汉源谷地为中心的大渡河中游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面貌，和建立该区域的史前考古学文化序列及编年提供了全新和全面翔实的资料。”
　　在2007年，麦坪遗址考古曾被定为“年度6大考古发现”之一。
　　更多专家认为，这里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中国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学勤主编的《长江文化史》一书，第一次全面系统论证了长江文化在中华文明史上的重要作用与地位，第一次提示了长江文化同黄河文化一样都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主体。而《中华巫傩文化史》一书进一步阐明，中华文明的发源地是长江而不是黄河。
　　大渡河中游发掘的大量遗址和文物说明，早在新石器时代，大渡河中游因为日照充足，土壤肥沃，水源丰沛，人们聚居于此，生活富足，农业发展较早，孕育了人类文明。而全长一千余公里的大渡河又是长江的重要支流之一。
　　我国的近代考古界泰斗，曾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的苏秉琦，生前在上世纪80年代初曾说：“中华文明有多处发祥地，黄土高原及黄河流域尽管是中华文明重要的发祥地，但并不是唯一的发祥地。四川将会对中国人类文明的起源，给出意想不到的惊喜和答案。其中，大渡河流域是最主要之处。”
　　专家认为，纵观瀑电淹没区的遗存，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大渡河中游应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记者高晓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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