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柳悦仁（后排左一）在空军第二航空预备学校与学员合影
1978年柳悦仁（右一）在空军第一机务学院同战友合影
正在运-5驾驶舱操作的热血席汝松
高琪在成都军区空军航空兵运输团，身后为运-7飞机
2009年11月11日，男儿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迎来了60华诞。蓝天 60年来，追梦战士空军已经成为守卫祖国蓝天最重要的记雅武装力量，是安代我国强大的空中盾牌。 在这支英雄的空军部队里，雅安的热血勇士同样为捍卫祖国领空的安全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空军诞辰之日，男儿随着雅安铁血男儿的蓝天回忆，聆听回忆里他们当年翱翔蓝天的追梦战士轰鸣声，感受伟大军队的记雅无上光荣。
柳悦仁：改了行的安代“飞行员”
2009年10月1日的国庆阅兵式上，我国自行研制的空军歼-10战机，翱翔晴空。热血66岁的柳悦仁看着电视里空军部队的飒爽英姿，眼里泪光闪动。 转瞬48年，柳悦仁已从一位翩翩少年，变成了如今的花甲老人。近三十年的空军部队生活，柳悦仁终生难忘。
招飞“差两斤”差点没走成
1961年，全国“招飞”。18岁的柳悦仁和同学们踊跃报名参军。 “政审查三代，身体查两代。”在严格的审查之后，柳悦仁通过了初选。 当时“招飞”，男子身高要求1.63米以上，体重44公斤。“当时正值自然灾害时期，青年们的身体都偏瘦。”柳悦仁说，“我个头不高，身材瘦弱，一上秤，86斤。” “离标准还差两斤。” 这可急坏了柳悦仁和他的父母，眼看各方面都合格，不能因为“差两斤”进不了部队。 父母托朋友帮忙，让柳悦仁在武装部蹭了一个月饭，吃了肉，打了牙祭，体重刚好长到44公斤。 这可让全家人欢喜得不得了。就这样，柳悦仁和范国华、宋德友成为当年雅安专区选入空军学校仅有的三人。而柳悦仁所在的雅安一中全校停课，欢送这名“预备飞行员”。
守在大地上我还是空军
在河北保定空军第二航空预备学校里，柳悦仁度过了三个月的急训期。而“入伍教育”里的三大教育，至今柳悦仁都记忆犹新。 “诉苦教育”：诉旧社会的苦，谈新社会的甜；“婚姻教育”：对象无则不找、有则不谈、能断则断；“保密教育”：保守空军飞行学校里的一切机密。 三个月后，柳悦仁和其他学员一样被安排到陆军部队，训练他们的“吃苦精神”。在陆军某军的基层连队里，柳悦仁艰苦训练了一年半。 训练结束，回到空军飞行学校。 柳悦仁憧憬着成为一名飞行员。 可是，1963年，中苏关系紧张，前苏联中断了一切援华项目，包括原来应该提供给中国的飞机以及燃油。飞行预备学员们只得纷纷“改行”。 柳悦仁被分配到了西安空军导弹学院，作了一名电教老师。 “飞行员的梦想不能实现了。”柳悦仁有些遗憾，但能留在空军部队里，他同样高兴。 在学院，柳悦仁的工作是拍摄导弹结构、发射原理、加注过程的电教片，用于教学研究。导弹学院有严格的保密规定，在当时把保密程度划分为四圈，不同级别的人员对应可进入相应的保密圈。作为学院拍摄教学片的老师，柳悦仁可直接进入属于最高机密的第四圈，了解到很多导弹知识。 有次，柳悦仁在拍摄时，恰好遇到技术人员在给导弹加入氢氧燃料，需要在场所有人员佩戴防毒面具。氢氧燃料被安放在地下的液压罐里，稍有疏忽，就会发生爆炸或燃烧。在极度闭塞的房间里，柳悦仁戴着厚重的防毒面具，肩扛着笨重的摄影器材，足足用了半个小时的时间，完成了艰巨的拍摄任务。
席汝松：我曾到过柬埔寨
为圆大学梦“歪打正着”进空军
1970年，席汝松17岁。 在雅安读完初中，响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席汝松回到家乡山西洪洞县赵城镇瓦窑头村，在村委会做了一名文书。 回乡不久，全国开始招募陆、海、空三军战士。 “村里许多人都报了名，能保家卫国是件光荣的事。”席汝松回忆，当时挑选空军的条件特别“苛刻”，特别是家庭出身必须是“三代无污点”。 作为“南下干部”子女，席汝松也被村里干部推选报名。起初，席汝松并没打算报名参军，可是听说能上航校，圆自己的“大学梦”，他也报名了。 经过严格的审查，赵城镇送走了第一批空降兵新兵，席汝松是送行队伍中的一员。送学员那天，镇上如同送“状元”，乡亲们敲锣打鼓，全镇沸腾。 两星期后，席汝松惊喜地接到通知，他被空军第九航校（现空军第九飞行学院）录取了。“当时兴奋得不得了，我也当空军了，心里一直这样念叨。” “村里离镇上有两公里，沿路都站着热情相送的乡亲。”席汝松说，“那一刻，我感觉无限光荣。” 而在雅安工作的父母，也给席汝松寄来了一封长长的家书，勉励儿子要在部队好好干，为祖国守好蓝天。
三个“第一次”与飞机零距离接触
两年的航空仪表理论学习后，席汝松被分配到河南长葛市空军第九航校第二飞行训练团，担任航空工程技术人员，负责飞机仪表电气维护和检修。 停机场上，第一次见到如此多的飞机，一排排，银白色的，气势宏伟。当时，席汝松“打交道”最多的是教练机歼教五、乌米格-15、初教6、运-5，作战机米格-15、米格-17。 有一次，在对一辆曾参加过抗美援朝的作战机进行检修时，席汝松在飞机的左舱口处发现了三个实心的“五角星”标志。 “听说这‘五星’数量是表示该架飞机作战歼灭敌机数量。”至今席汝松都还清楚地记得，“空心‘五星’标志代表击伤敌机，实心代表击落敌机。” 第一次坐飞机，席汝松印象特别深。 “我是穿着凉鞋就登机了。” 那一次，为调试飞机电源整流装置，首长临时要求席汝松“压座”（和飞行员一同飞行）。“那天，我穿了双凉鞋，还没来得及换成飞行靴，就被拉上飞机了。飞行员用五分钟时间教我如何跳伞，我们就起飞了。” 坐在飞机上，俯瞰祖国山河，心情激动又兴奋。 虽然是机务工程技术人员，但席汝松也经历过一次“空中险情”。 当时为飞机定期检修后试飞，席汝松与飞行员两人驾驶美制T-41，进行空中测试。当飞机飞行至1000米高度时，襟翼制动落杆突然断裂，飞机迅速往下掉。 100、200米、300米…… 很快，飞机降落到离地500米。 “稳住控制杆，降落着地。”席汝松急中生智，稳定住飞行员的情绪，采取积极的措施控制了飞机降落速度。 着陆时，飞机冲出了跑道，在跑道外草坪上停了下来。席汝松和飞行员都没有受伤。 三次与飞机的零距离接触，让席汝松深深迷恋上一架架翱翔在祖国蓝天的战鹰，并努力干好每一次的维修保养任务。 作为技术骨干，1976年1月，席汝松成为中国空军驻柬埔寨军事专家组成员，去了柬埔寨，帮助柬埔寨军队维修飞机，辅导柬方技术人员。在柬期间，席汝松和同事们在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拼凑修理出15架美制T-41飞机，把一批批外军飞行人员送上了蓝天。
范国华：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
同样“向往蓝天”的范国华，和柳悦仁是同为中国第12期的空军飞行预备学员。 与柳悦仁不同的是，“改行”后，范国华分到了云南昆明某军用机场空军指挥所，做了调度指挥，负责机场塔台和机场调度室塔台，飞机的起降、航行、调度。 “用行话来说就是‘掌’、‘管’、‘调’、‘指’。”范国华说。 在这个军用机场，区域内的飞机大部分是作战机和运输机。运-5、伊尔-14、伊尔-18、C-46、直-5、三叉机戟，飞机从机场上空飞过，范国华和塔台前的指挥员们日夜守护着、指引着。 “虽然没有战争，但责任依然大，不能马虎。” 有一次，“飞播造林”。连续一个星期的工作，飞行队员即将完成任务。最后一个飞行日，全指挥所人员准备为“飞播”人员举行一场庆功会。 许多飞行队员的家属也来到机场庆贺，有的家属要求和飞行人员一同上机。但为了安全起见，范国华当即训斥了要求登机的家属，并制止了他们的行为。 从1966年至1978年，在机场塔台的指挥台前，范国华一干就是12年。 虽然没能翱翔天空当成飞行员，但“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范国华说，他没有遗憾。高琪：我为战鹰“加油”助力 1996年的高考，高琪以500分的高分，超录取线8分的优势，顺利进入填报的第一志愿吉林长春空军航空大学。 在学校里，高琪读的是航空维修机械专业，军事化的管理。经过4年的军校生活，“使我从一名高校青年转变为一名共和国的空军战士。” 2000年，高琪从学校毕业分配到成都军区空军航空兵运输团。 作为一线地勤人员，高琪从事的是航空维修和机务保障。 加油、排故、机械日工作，是他日常的工作。 高琪第一次接受任务，是在夹江，保障北京空军八一跳伞队跳伞。 高琪所在的运输团派出了3个机组，10多个人，对跳伞队此次的飞行前准备，做好了航空机务维护，顺利完成了任务。 而在“5·12”汶川大地震时，高琪和自己的战友也全力为停在运输团内的几百架飞机进行加油、排故的机务维护，保障了飞机第一时间赶赴灾区。 从刚进部队时，高琪所接触到的运-5、直升机米-8，到现在的运-7，阅兵式上的歼-10和歼-11。 作为新时代的空军战士，高琪为祖国空军的迅猛发展，感到自豪。中国空军60年来，尤其是近10年来实力与装备水平有了质的飞跃。 新中国的空军，展示了更自信、更开放的空军形象。记者 舒玮
